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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J Art Hist > Volume 310; 2021 > Article
關於陶瓷倒灌壺

Abstract

所謂倒灌壺,也有倒流壺、倒注壺等多種稱謂,指的是運用連通器液面等高原理所設計出的注器,其構造是在壺、罐或象生俑類底部設一小孔,內接空心管,注水入壺時將器體倒置由小孔進水,注水後將器正置,壺中液體就無泄漏之虞。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中國晚唐九世紀瓷窯已開始生產這類製品,經宋代、遼代、金代以迄明清時期的瓷窯仍持續燒造,並在十七世紀做為外銷陶瓷輸往歐洲。韓半島既見於十二世紀高麗青瓷,也見於十五世紀朝鮮王朝的粉妝灰青砂器。另外,從越南會安(Hội An)海域沉船打撈品可知,越南在十五至十六世紀前期也生產同樣構造的青花加彩把壺。 德國麥森(Meissen)在十八世紀前期曾倣製由中國輸入的倒灌式白瓷釉上彩桃形壺;荷蘭的工匠也曾在由中國輸入歐洲的白瓷倒灌壺上加飾釉上彩繪。

Abstract

The so-called Dao Guan Hu (bottom-filled ewer), also referred to as Dao Liu Hu (reverse-flow ewer), and Dao Zhu Hu (reverse-filled ewer), is a type of pouring vessel designed with Stevin’s Law, a formula in physics which employs a communicating tube to balance out the equilibrium of the liquid levels via a vacuum lock. The structure has a small hole at the bottom of a ewer, a jar, or a trompe-l'œil figure connected to a hollow tube inside the vessel. The liquid will not leak out when turning the vessel upright after it is filled.
The current evidence attests that China started producing such wares in the ninth century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production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Song, Liao, J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products were traded to Europe as export ceram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y were also foun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Goryeo celadon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in addition as Buncheong ware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blue and white teapots with overglaze decoration retrieved from a shipwreck assemblage near Hội An in Vietnam also testify the production of this type of vessels with the same structure in Vietnam in th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the Meissen porcelain manufactory in Germany copied peach-shaped white porcelain pots with overglaze polychrome enamels from imported Chinese bottom-filled prototypes. Dutch potters also decorated imported white porcelain Dao Guan Hu from China with overglaze polychrome enamels.

唐宋時期陶瓷偶可見到構造特殊的趣味酒器,如印尼海域發現的九世紀前期黑石號(Batu Hitam) 沉船所見北方窯系白釉綠彩杯,其杯心鐫小孔,上方或貼飾龜或鴨、 魚等捏塑,杯外壁黏塑泥條中空管,管口外折略高於杯口,管下方順沿杯身下腹貼黏於高足上方一側,並與杯心鐫孔相通, 故可由管口直接吸飲杯內的液體,構思堪稱巧妙(圖 1)。從文獻記載看來,唐人段成式 《酉陽雜俎》 的 「碧筒杯」,宋人陶榖 《清異錄》 的 「吸盞」 大概也都是這類運用虹吸原理吸引器內酒水的杯盞,甚至還有以鼻就管吸飲的 「鼻飲杯」(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利用虹吸原理的酒器以俗稱的 「公道杯」 或 「平心杯」 最廣為人知,其以 「陶瓷為杯, 有童子中立,斟之以酒,漫趾沒膝,匯腰平心,不可復益,益則下漏」(《明文海》),酒滿則傾泄殆盡,帶有戒貪的意涵。也就是在杯底鐫孔,孔上置活動的人物,人物內腔設拱形空心彎管,兩端開口分別在人物足下的入水孔和杯底的出水孔,由於進水口高於出水口, 當水位高過彎管最高點時管內形成負壓產生虹吸現象,引水外泄,屬酒滿則泄的酒器(圖 2)。宋代南北方瓷窯另燒造一種與公道杯外觀近似但底足不開孔,利用水浮力將盞中人物漂浮升起的趣味酒盞,此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南宋官窯青瓷盞(圖 3), 雖然其底足缺損並以金封底,盞中人物也已不存,但仍可從其結構窺知此即應用浮力使得盞內活動人物塑像,隨水酒水位增高而冉冉上升的 「舞仙盞」(舊題五代後唐‧馮贄,《雲仙雜記》)。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利用水的浮力或虹吸現象所製成的杯盞之外,以下本文擬介紹的則是運用連通器液面等高原理所設計出的注器。這類注器的器形以帶把的注壺居多,其構造是壺底有一小孔,內接空心管,管開口高度近壺頂部,壺口封實,但外觀往往形塑成不能掀合的象徵性帶鈕蓋的造型。注水入壺時是將壺體倒置由小孔進水,注入水後將壺正置,壺中的液體就無泄漏之虞,據說有的還在壺內壁注流開口至壺底處另加設一隔水檔板,此可免除倒置注水入壺時水由注流外洩。由於注水入壺的最簡便方式就是將壺體倒置由器底小孔入水,因此又有倒流壺、倒注壺、倒裝壺或倒灌壺等等稱謂。

一、唐代例

傳1950年代河南省鄭州出土的白瓷倒灌壺(鄭州博物館藏),於葫蘆形器肩一側置流,另一側安把,頂部塑圓鈕傘狀不能掀合的假器蓋,底孔上接外大內收的空心管,管高約在注流開口處下方(圖 4)。除底足處整體施白釉,露胎處呈灰白色,但空心管內壁施釉,報告者認為該執壺可能出自同省荥陽翟溝窯製品。從器式看來,其相對年代約在晚唐九世紀。執壺之外,晚唐時期流行的祖型來自金銀器的魚形壺亦見壺中設內管的倒灌壺。如一件通高不及10公分的綠釉印花魚形小壺,壺身以前後合模成型,壺口正中設注狀小注口,外底心鐫一小孔內接空心管(圖 5)。唐代流行雙魚造型的盛酒器,如白居易作於開成元年(836)的 《家園三絕》律詩 「何如家醞雙魚榼,雪夜花時長在前」的雙魚榼,但前引具內管設施的倒灌式綠釉魚形壺體積 甚小,不足做為實用盛酒器,若非是袖珍型玩具,即是文房用的硯滴。

二、宋代例

談起宋代的陶瓷倒灌壺,大概有很多人馬上就會連想到1960年代陝西省邠縣城關公社農民取土時發現,後轉贈國家的耀州窯青瓷壺(圖 6)。球形壺身以減地方式剔刻寶相卷草紋,浮雕覆蓮瓣頂上設提把連接壺肩,對側飾子母獅形注流,除圈足著地處外,整體施罩青中偏橄欖色調的精純色釉,底部鐫梅花形孔,連接上方空心內管,作工極為講究(圖 6b),依據相關介紹文所轉引的實測,是屬於在壺內壁注流開口到近壺底處加設檔板的倒灌壺式(圖 6c),但還有待證實。另一方面,若就耀州窯窯址出土標本而言,所見倒灌壺壺內均不見檔板,其中黑釉標本壺肩一側設短流,另一側肩至假蓋頂設把(已缺),底孔徑相對較大連接空心內管,管已殘,高度不明(圖 7)。其次,底帶 「田郎」 刻銘的青釉刻花倒灌壺壺底開二窄細的長方孔,上有管端外翻的空心粗內管(圖 8)。設若報告書的實測復原無誤,也就是說現存內管果真為製作當時的高度,則因管高僅及壺腰,因此可承裝的液體量就極為有限,並不利於實用;其次,從目前窯址所見標本看來,並無壺內壁加設檔板的倒灌壺式。另外,應該予說明的是,上引耀州窯窯址出土的黑釉及青釉刻花倒灌壺標本,均出土於窯址Ⅳ區第5探方的第 4層,也就是報告書所判定的五代層,但由於該堆積層其實存在著宋代標本,1 同時考慮到黑釉壺(同圖 7) 基本造型和前引同為耀州窯之相對年代在十一世紀前期的子母獅流倒灌壺相似(同圖 6),而青釉壺(圖 8) 的剔劃花作風也和內蒙遼統合元年(983) 韓匡嗣及其夫人蕭氏(統合十一年,993) 合葬墓所出耀州窯穿帶壺的刻劃作風相近,2 本文因此傾向將這兩件壺的年代訂定在北宋早期,即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前期。私人藏品所見河北省定窯白瓷 「官」款倒灌壺的年代也相當於這一時期(圖 9);北京故宮博物院則收藏有南宋時期景德鎮青白釉倒灌壺(圖 10)。

三、遼代例

《遼史‧地理志》載由契丹人所建立的遼朝(918-1125)轄境廣袤,其東到日本海,西到阿爾泰山,北至克魯倫河,南達今天中國的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遼代工匠的族群多元,有渤海國和中國的匠人,陶工當中甚至有的就來自河北省定窯等地的工匠,而遼代瓷窯匠戶顯然也對倒灌壺這種時髦商貨頗有興趣。如1970年代當時內蒙喀喇沁旗大牛群公社墓出土的鉛綠釉標本,壺肩上置不能掀合的三層塔壇狀假器蓋,肩一側設出水注口,對側安把(把已缺),圈足內底中心開孔連接空心管(圖 11),報告者馮永謙認為其應為赤峰缸瓦窯村製品。其次,巴林左旗哈達英格公社遼墓也出土一件白釉倒灌壺式執壺,但圈足底則挖出 「品」 字形的三個小孔,注管接孔處較寬,以上弧度內收成小口(圖 12)。從標本看來,壺內無檔板設施。 遼寧省遼陽遼江官屯窯窯址也曾採集到此類標本(圖 13)。
除了赤峰市松山區文管所藏徵集而來的於白色化妝土上施淡綠釉的編竹乳丁飾倒灌壺之外(圖 14),遼寧省博物館藏一件注流呈鷄首狀的白釉鐵斑提梁式倒灌壺則是目前僅見的作例(圖 15)。該壺因造型特殊而多次揭載於各式圖錄,並有多種不同的定名,但從1950年代黑田源次等著《遼の陶磁》所揭載的缺把原圖可知,現今所見提梁乃近人補修而成,並非原件,其外觀提梁壺器形可上溯晚唐九世紀作品,3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器中也包括一件無內管,非倒灌壺式之可能來自河南省鞏縣窯的晚唐白釉提梁壺(圖 16)。
另外,遼寧省博物館另收藏一件該省阜新縣出土的白釉黑花葫蘆形倒灌壺(圖 17),壺底有孔,連接空心內管。壺把呈龍形,注流上方貼飾跨坐人物,壺身下方飾仰蓮一周,上方壺身有多處以菱形為單位的釉下彩點飾聯珠群,其與龍把和注流上方人物以及流口的黑彩裝飾相互映襯,頗具裝飾效果。報告者認為該白釉黑彩倒灌壺為北方金代早期磁州窯製品,4 不過個人認為,從壺的造型和黑花裝飾等看來不排除其可能屬遼代製品,但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查證。另外,金代實例可見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藏北方黑釉油滴壺(圖 18)。

四、朝鮮半島高麗青瓷倒灌式注器

朝鮮半島高麗朝(918-1392)青瓷亦見內心設空心管的陶瓷倒灌式注器。從器形看來,多是通高不及10公分的文房用硯滴,如相對年代在十二世紀造型有如含苞待放的蓮形青瓷小注盂,盂身一側設流,對側安絞索狀把,頂飾花葉形假蓋,圈足著地處無釉,正中鐫孔內接空心管(圖 19)。高麗青瓷的水盂造型極為豐富,有許多惹人憐愛的器式,其中大阪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呈童子抱雁造型的十二世紀青瓷倒灌式硯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圖 20)。童子和雁眼部以黑彩點睛,髮髻飾黑彩,底部無釉,有四處耐火土支燒痕,近中間處鐫孔銜接內管,使用時水由雁鴨開口注出,典藏單位的研究人員認為高麗著名文士李奎報詩:「么麼一青童,緻玉作肌理,曲膝貎甚恭,分明眉目鼻,競日無倦容,提瓶供滴水……(」 《東國李相國全集》 13古律詩)就是指這類青瓷硯滴,韓國忠清南道保寧市元山島曾經出土同類硯滴殘片。5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朝鮮半島倒灌注器的出現年代明顯晚於中國,若以亞洲區域的觀看角度,則中國區域部分瓷窯作品的造型或裝飾母題往往是高麗青瓷陶工所倣效的祖型,但做為祖型的中國製品則又和朝鮮半島的模倣型共同建構出跨越國界的東亞區域樣式,形塑出一個彼此之間有著相近內涵的陶瓷文化圈,上引人形倒灌式青瓷硯滴也體現了此一陶瓷文化圈中陶工的共通課題,其中模倣型陶工在承襲此一堪稱新穎設計之注器的同時,還被賦予了改革或創新以適應區域消費者品味的任務。並不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區域亦見與高麗青瓷童子倒灌式硯滴設計相近的人形注器,如被定為遼代之私人藏表現鬼王鍾馗和小鬼的白瓷小塑像即為一例(圖 21)。塑像高 11.7公分,所見鍾馗體態豐腴,蓄鬚,著長服,戴高帽,身側蹲伏頭生兩角一手抱著長瓶,另一手端著盃的小鬼,塑像底開孔連接內管,使用時水由小鬼所持捧的長瓶瓶口注出。其設計構思和高麗青瓷童子倒灌式硯滴基本一致,呈現出東亞陶瓷文化圈中兩個區域陶工對於倒灌式硯滴的探索和消費群的題材愛好。
在此應該說明的是該私人藏白瓷倒灌式硯滴雖被定為遼代製品,但現實上我們往往很難將遼窯的某些作品與定窯製品予以截然地區分。《遼史‧王郁傳》 載神冊六年(921)「帝遣郁從皇太子討之,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遼史‧地理志》 也記載:「世宗以定州俘戶,置民工織紝,多技巧」,看來遼窯的陶工有的就是來自定窯的工匠。考慮到倒灌式鍾馗硯滴的釉調和造型品相,本文認為或可將其視為北宋末期至金代之定窯類型來予以評估。眾所周知,高麗國和遼的關係密切,其自遼聖宗統合十二年(994)奉遼為正朔,採用遼代年號,至高麗睿宗十一年(1116)因遼為金人所侵,才去除遼代年號,結束高麗對遼百餘年的朝貢關係。另外,北宋宣和五年(1123)徐兢《高麗圖經》也記載高麗青瓷「竊倣定器制度」,以定窯製品為祖型進行倣製,說明了宋遼陶瓷和高麗青瓷之間的緊密連繫。
高麗朝之後的朝鮮王朝(1392-1897)亦見倒灌式硯滴,如先以印模在素胎上壓印陰紋,而後在凹陷處填入白土,施罩透明釉入窯燒成的所謂粉妝灰青砂器,即見相對年代在十五世紀的寶珠形倒灌式帶把硯滴(圖 22),從京畿道城南市島村洞遺跡出土的殘件可知壺內設大口徑的內管(圖 23)。6

五、桃形倒灌式注器的流變

一旦談起桃形倒灌式注器,首先讓人連想到的恐怕就是清代康熙朝(1662-1722)景德鎮所燒製的各色單色釉或五彩製品了,色釉例如大英博物館藏品(圖 24),釉上彩繪可以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宮傳世五彩瓷為例,其壺體呈桃形,一側設長流,對側安把,流和把另貼塑浮雕桃枝葉延伸壺身,壺身兩面桃形開光,開光內分別繪飾牡丹鳳鳥和鯉魚躍龍門,頂端繪菊,足外牆圍飾回紋,圈足著地處無釉,足內滿施釉 ,正中處鐫孔銜接內管(圖 25a, b),細部構造可參見該院張志光的分析和陳東和等所提供的X光透視影像(圖25c)。7
北京故宮另見清宮舊藏宜興窯白泥桃形倒灌式水滴,其底有小孔可以入水,斜出的桃枝貼於器身向上延伸成灣流(圖 26),收藏單位將其年代訂在雍正朝(1723-1735)。雖然雍正六年(1728)《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郎中海望奉旨由養心殿持出配作百事件用做漆箱盛裝的 「宜興硯水壺」 和 「宜興桃式水丞」,可惜目前仍乏資料可將檔案載錄和實物予以同定。不過,臺灣故宮藏清宮傳世宜興器當中卻也包括一件施罩鈞釉的桃形硯滴,是以空心的桃枝端頭開口為注入口,桃尖小孔為出水口(圖 27),其雖非倒灌式注器,但外觀造型卻也和前引北京故宮藏同為宜興窯的倒灌式硯滴(同圖 26)有相近處。由於傳世的此類鈞釉桃形硯滴不止一件,因此目前只能粗略地推測造辦處檔乾隆二十九年(1764)所載奉旨入百什件的 「均釉桃形水注」 當中可能就包括了此類製品?無論如何,臺灣故宮藏的該鈞釉桃形硯滴的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桃體上另釉下陰刻 「萬壽齊天」 字銘(同圖 27b)。
清聖祖康熙皇帝(1654年生)是清史上文治武功成就最高的君主,其在位六十年(1661-1722)開創了後人所謂康熙盛世。本文在此想提請留意的是,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1713年4月12日)正值康熙六十大壽,在朝廷的主導之下全國展開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祝壽活動,此即著名的 「康熙萬壽盛典」,歷時十天的盛會包括了設宴稱殤、獻物、演戲遊街、誦經祈福、免稅賜爵等各種品目,8 這這不免會讓人連想到康熙朝許多寓意萬壽母題的陶瓷等手工藝品當中,是否就包括了因應此次盛典而製作的獻物?特別是前引臺灣故宮藏 「萬壽齊天」 銘作工精緻的鈞釉桃形硯滴(同圖 27)會不會就是因應此次盛典而製作的獻物?而九貝子四子於盛典獻呈的 「宜興蟠桃筆洗」 也說明了宜興窯桃形文房具曾貢入康熙壽典。至於前引單色釉或釉上彩繪桃形倒灌式把壺(同圖 24~25),雖可從釉色及彩繪作風大略地將其歸入康熙朝民窯製品範疇,但仍難確證其細緻的燒造年代。從1640年代哈察號沉船的(Hatcher Junk)打撈出的青花桃形倒灌式壺(圖 28)可知,康熙時期頻見的桃形注壺應該是延續自明代的傳承,但經康熙壽典全國性活動的加持而至成為一種流行的吉祥商貨。
另一方面,越南會安(Hoi An)海域十五世紀晚期至十六世紀前期沉船也打撈出青花加彩桃形把壺,從其圈足內鐫孔銜接內管可知屬倒灌式壺(圖 29)。雖然會安沉船桃形倒灌式壺的年代要早於筆者所知中國區域案例,但若就中國和越南陶瓷史的交流和影響而言,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既見越南黎朝大和八年(1450)銘之以明代初期青花為祖型燒製的青花天球瓶,越南昇龍皇城遺址所出十五世紀黎朝前期五爪龍紋碗的龍紋等紋樣亦酷似明代景德鎮宣德官窯青花,因此筆者傾向認為越南黎朝所燒造的桃型倒灌式注壺的原型仍有較大可能是來自中國。
其實,現存桃型倒灌式注壺的最早實例是見於朝鮮半島高麗朝所燒製的翡色青瓷硯滴,其器身一側設流,另一側貼飾桃枝葉,器底有三支燒痕,正中鐫孔內接空心管(圖 30)。不過設若將討論的對象稍予擴大到器內不設內管的一般注器,則中國區域定窯白瓷已見此一器式(圖 31),其次不難發現高麗朝和朝鮮王朝的人們極酷愛桃形注器,以至樂此不疲地大量製作。其原因雖已難深究,但筆者認為 1970年代大邱市郊出土的韓國指定國寶(167號)青瓷人物注壺或可提供若干線索。該人形注壺通高 28公分,身著華麗寬袖衣裝,頭戴冠,雙手捧著盛桃的托盤,並於盤上方桃下方部位設注流,人物背腰處安把,頭冠正中為注入口,相對年代在十二至十三世紀(圖 32)。自1970年代韓國中央博物館前館長崔淳雨曾提及該人形壺或是表現道士或仙人捧桃;9 2012年金允貞教授則為文論證了其確屬西王母像,10筆者同意這個看法,但仍想就該人形注壺人物頭冠中央的圭形牆板既和山東東漢武氏祠堂西王母的冠式有相近之處(圖 33),卻又在圭形板中央部位貼飾極為顯眼卻又難以名目的展翅飛鳥一事,做些畫蛇添足的比附。
成立於魏晉時期記錄漢武帝事跡的 《漢武故事》 或張華 《博物誌》 都記載了西王母與漢武帝在七夕相會的傳說,而西王母神話不僅流傳於中國,其同時也是朝鮮半島高麗至朝鮮朝古小說或圖像的表現題材之一。該傳說描述了七月七日西王母在玉女和青鳥等陪侍下自西方來訪,武帝請不死之藥,王母則出七枚大如彈丸的仙桃,與帝五枚,自啖兩枚。11以前引金允貞教授論文也已提到的墓葬圖像為例,題記 「降真圖」 自銘墨書的內蒙赤峰寶山遼天贊二年(923)墓東壁壁畫可以看到榜題 「西王母」 的梳髻盛裝女子手捧壽桃正迎向端坐在榻上榜題為 「漢武帝」 的蓄鬍男子,但王母髮髻無鳥飾(圖 34),12相對而言,與朝鮮半島僅黃海相隔的山東省微山兩城東漢永和四年(139)祠堂所見西王母畫像王母髮髻上則飾青鳥圖像(圖 35),而其構圖特徵和高麗青瓷人形注壺人物冠上的展翅飛鳥圖式有相近之處一事,不免讓人連想青瓷人形注壺所見捧持桃果的人物像會不會和西王母賜武帝仙桃之著名情節有關?換言之,人物冠上的展翅飛鳥有可能正是寓意王母的使者青鳥,而該一人形注壺則是王母賜武帝仙桃之著名場景的圖像化塑像。當然這只是一個跨越時空且難以實證的推測,但 「三千年一生實」(《博物誌》)的仙桃造型的確也是高麗迄朝鮮王朝包括倒灌式注器在內的硯滴所頻仍採用的器形之一,其緣由委實耐人尋味。
相對而言,中國區域自十六世紀明代中期吳承恩《西遊記》刊行以來,猴王孫悟空偷食了王母娘娘原本是要在瑤池宴請群仙所準備的蟠桃之情節,於民間廣為流傳,遂出現了桃和猴匹配的桃壺(圖 36)。該桃形倒灌式壺注壺,壺身模印長壽仙翁和鹿(祿),大鬧仙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被做為壺把攀爬在壺身的一側。

餘談

在大略介紹了亞洲區域歷史上所見陶瓷倒灌式注器之餘,或許可將視角轉向歐洲,因為十七世紀的中國製倒灌式陶瓷注器也做為外銷瓷的一種器式輸往歐洲。歐洲人似乎很歡迎這種來自東方之運用連通器液面等高原理所設計出的注器,並且予以帶著神秘色彩的命名。既有稱它做Cadogan Wine Ewers或者Cadogan teapots,據說是因緣於英國首任卡多根(Cadogan)伯爵‧卡多根(William Cadogan, 1675-1726)是首先擁有此式注壺的人物,13不過從前引1640年代沉船已見青花倒灌式壺(同圖 28),可知早在卡多根伯爵出生之前此類倒灌式壺已經傳入歐洲。近代鑑賞界有時又將之稱為迷幻壺(Puzzle Pot),如P. J. Donnelly在其 《中國白》 一書就以此形容輸歐的倒灌式德化窯白瓷包袱式把壺和桃形把壺(圖 37)。14
輸入歐洲的十八世紀中國白瓷桃形倒灌壺既見由歐洲工匠加工繪飾釉上五彩之例(圖 38),德國麥森(Meissen)瓷窯也曾對中國倒灌式注壺進行了倣製,後者如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十八世紀前期白瓷釉上加彩桃形把壺(圖 39),其造型顯然就是模倣康熙時期的桃形壺(如圖 23-25)。在所謂東亞陶瓷文化圈中,日本區域對於此類注器在很長的時段中似乎興趣缺缺,未有相關製器,迄大正六年(1917)被任命為日本 「 帝室技藝員 」 的初代諏訪蘇山(1851-1922)則試作了青瓷銅紅彩倒灌式桃形把壺(圖 40),倒灌式注壺意外地成了專業人員試練身手的對象。

Notes

1) 謝明良,〈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從所謂 「柴窯」 談起〉,原載 《故宮學術季刊》 16卷2期(1998),後收入 《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55-77。

2)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塔拉等),〈白音罕山遼代韓氏家族墓地發掘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 2002年 2期,頁34,圖14 之3。

3) 謝明良,〈記皮囊式壺〉,原載 《故宮文物月刊》 205(2000),收入 《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87-99。

4) 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編輯委員會編,《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121。

5)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2018),頁311圖69 的解說。

6) 這筆資料是韓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韓盛旭院長所惠賜,謹誌謝意。報告書見:京畿文化財研究院,《城南島村洞遺跡─城南島村地區內遺跡試發掘調查報告書》(2009)。

7) 張志光,〈文物中的科學原理─以倒流壺為例〉,《故宮文物月刊》 416期(2017年11月),頁82-87。

8) 陳葆真,〈康熙皇帝的生日禮物與相關問題之探討〉,《故宮學術季刊》 30卷1期(2012),頁1-53。

9) 崔淳雨,對 「青磁道釋人物水注」 的解說,收入 《世界陶磁全集》 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頁159和 272;以及同氏編著 《「國寶」 ─韓國7000年美術大系》 卷3,青磁·土器(東京:竹書房,1984)頁212對 「青磁人形水注」 的解說。

10) Kim Yunjeong,“The Influence of Taoism on Goryeo Celadon,” Journal Korean Art & Archaeology, vol. 6 (2012), pp. 57-58. 另外,2012年 박해훈, 장성욱編,《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2),頁107,圖116。

11) 小南一郎,《西王母と七夕傳承》(東京:平凡社,1991),頁89。另外,關於西王母侍者青鳥,可參見:中野美代子,〈西王母の青い鳥〉,收入同氏 《中国の青い鳥》(東京:南想社,1985),頁7-20。

12) 巫鴻等,《寶山遼墓》(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頁179,圖32。

13) Jeffrey Munger, European Porcelai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8), p. 63.

14) P. J.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 124.

圖 1
白釉綠彩杯 線繪圖 H 9cm, 黑石號沉船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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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龍泉窯青瓷公道杯一組元代 H 9.8cm, 香港九如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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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3a 青瓷酒盞 南宋 H 5.4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b 同上 側視
圖 3c 同上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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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4a 白瓷倒灌式注壺 唐代 H 16.4cm, 中國鄭州博物館藏
圖 4b 同上 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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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 5a 綠釉魚型倒灌式小瓶 晚唐(九世紀) 臺灣私人藏
圖 5b 同上 注口部
圖 5c 同上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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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圖 6a 青瓷刻花寶相華唐草紋倒灌式注壺 北宋 H 19cm, 中國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 6b 同上 底部
圖 6c 同上 假想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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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圖 7a 黑釉倒灌壺 H 8.1cm, 五代黃堡窯址出土
圖 7b 同上 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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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圖 8a 青瓷倒灌壺 殘 H 7.4~8.3cm, 五代黃堡窯址出土
圖 8b 同上 底部
圖 8c 同上 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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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圖 9a 定窯 「官」 字款蓮瓣紋倒灌壺 北宋 W 15cm
圖 9b 同上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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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景德鎮窯青白釉倒灌壺 宋 H 11.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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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圖 11a 綠釉倒灌式注壺(把缺) H 16.6cm, 中國內蒙古翁牛特旗廣德公公社巴蘭地大隊溝門生產隊遼墓出土
圖 11b 同上 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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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白釉倒灌式注壺(內部結構) H 15.5cm, 中國內蒙古哈達英格公社太平庄大隊遼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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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倒灌壺殘件, 中國遼寧省遼陽市江官屯窯址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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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綠釉倒灌壺 遼代H 21.6cm, 中國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文管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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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圖 15a 遼代白釉褐彩倒灌式把壺 修復前 H 18.1cm, 中國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 15b 同上 修復後
圖 15c 同上 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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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白瓷壺 晚唐 H 16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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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白釉黑花葫蘆倒灌式壺 金代 H 28.4cm, 中國遼寧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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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北方黑釉油滴壺 金代H 12.3cm, 瑞典斯德哥爾摩古物遠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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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青瓷浮雕倒灌式硯滴 高麗時代(十二世紀) H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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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青瓷倒灌式硯滴 高麗時代(十二世紀) H 11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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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白瓷倒灌式硯滴 H 11.7cm, 美國 J.J. Lally & Co. Oriental Art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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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粉青印花繩簾紋寶珠形倒灌式硯滴 朝鮮時代(十五世紀) H 9.6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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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圖 23a 寶珠形倒灌式硯滴, 京畿道城南市島洞村遺跡出土
23b 同上 內部
圖 23c 同上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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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圖 24a 翡翠藍釉倒灌式桃形壺 康熙(1662-1722), H 約13.5cm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圖 24b 同上 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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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圖 25a 五彩倒灌式把壺 清代 H 14.7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b 同上 X光透視圖
圖 25c 同上 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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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宜興窯倒灌式硯滴 清雍正H 3.5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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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圖 27a 鈞釉桃形硯滴 「萬壽齊天」銘 H 10.3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b 同上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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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青花桃形倒灌式壺 H 15cm, 哈察號沉船(HatcherJunk)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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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青花加彩桃形倒灌式壺H 16.2cm, 越南會安(Hoi An) 沉船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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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圖 30a 翡色青瓷倒灌式硯滴 高麗時代(十二世紀) H 8.6cm, 私人藏
圖 30b 同上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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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定窯白瓷硯滴 北宋, H 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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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圖 32a 青瓷人物注壺 十二至十三世紀 H 28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 32b 同上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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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青武氏祠堂畫像石線繪圖(小南一郎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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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內蒙赤峰寶山遼天贊二年(923)墓(M1)東壁「降真圖」所見西王母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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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中國山東省兩城東漢永和四年(139) 祠堂所見西 王母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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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醬釉印花桃形倒灌壺 H 13.7cm, 中國河北省曲陽縣文物保管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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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德化窯白瓷倒灌式包袱形把壺和桃形把壺 桃形把壺 H 約 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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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由荷蘭工匠在中國白瓷倒灌壺加飾釉上彩繪 十八世紀前期 H 1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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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圖 39a 德國麥森(Meissen) 瓷廠製白瓷釉上彩桃形把壺 約1725年 H 17.8cm,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 39b 同上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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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青瓷銅紅彩倒灌式桃形把壺 初代諏訪蘇山(1851-1922)作 H 14.8cm, 日本京都靈洞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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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出處

謝明良,〈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從所謂「柴窯」談起〉,原載 《故宮學術季刊》 16卷2期(1998),後收入 《中國陶瓷史論集》, 臺北:允晨文化, 2007.

謝明良,〈記皮囊式壺〉,原載 《故宮文物月刊》 205(2000),收入 《陶瓷手記》, 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塔拉等),〈白音罕山遼代韓氏家族墓地發掘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 2002.

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編輯委員會編,《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4.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 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2018.

這筆資料是韓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韓盛旭院長所惠賜,謹誌謝意。報告書見:京畿文化財研究院,《城南島村洞遺跡─城南島村地區內遺跡試發掘調查報告書》, 2009.

張志光,〈文物中的科學原理─以倒流壺為例〉,《故宮文物月刊》 416期,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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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淳雨,對 「青磁道釋人物水注」 的解說,收入 《世界陶磁全集》 18‧高麗, 東京:小學館, 1978.

以及同氏編著 《「國寶」─韓國7000年美術大系》 卷3,青磁‧土器 , 東京:竹書房,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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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一郎,《西王母と七夕傳承》(東京:平凡社,1991),頁89。另外,關於西王母侍者青鳥,可參見:中野美代子,〈西王母の青い鳥〉,收入同氏 《中国の青い鳥》 , 東京: 南想社, 1985.

巫鴻等,《寶山遼墓》,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3.

Jeffrey Munger, European Porcelai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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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器〉,《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14),頁114,圖86c。.

圖2 九如堂編,《九如堂古陶瓷藏品》(香港:九如堂,2003),頁316-317,圖210。.

圖3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http ://antiquities.npm. gov.t w/Utensils _Page.aspx?ItemId=315002(搜尋日期:2020年12月7日).

圖4a 陳盡忠、李萍,〈結構獨特的唐代白瓷執壺〉,《文物》,2012年第3期,封底圖。.

圖4b 陳盡忠、李萍,〈結構獨特的唐代白瓷執壺〉,《文物》,2012年第3期,頁59,圖1。.

圖5 謝明良,《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83,圖25。.

圖6a-b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耀州窯─中国中原に華ひらいた名窯─》(大阪:朝日新聞,1997),頁26,圖28。.

圖6c 梁瑞龍,〈精巧神奇的耀洲窯倒流壺〉,《集郵博覽》,2016年第3期,頁74,圖2。.

圖7a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80之2。.

圖7b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頁181,圖98之2。.

圖8a-b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圖版33。.

圖8c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頁72,圖39。.

圖11a 馮永謙,〈新發現的幾件遼代陶瓷〉,《文物》,1981年第8期,頁70,圖10。.

圖11b 馮永謙,〈新發現的幾件遼代陶瓷〉,頁67,圖1。.

圖12 馮永謙,〈新發現的幾件遼代陶瓷〉,頁70,圖9。.

圖13 路菁編著,《遼代陶瓷》(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2),頁99,圖3-227。.

圖14 中國歷史博物館、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編,《契丹王朝─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頁273。.

圖15a 黑田源次等,《遼の陶磁》 陶器全集14(東京:平凡社,1958),圖24。.

圖15b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3(東京:小學館,1981),頁153,圖107。.

圖15c 李紅軍,〈白釉鐵鏽花鷄形「鷄冠壺」辨〉,《遼海文物學刊》,1993年2期,頁132。.

圖16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http ://antiquities.npm. gov.t w/Utensils _Page.aspx?ItemId=307524(搜尋日期:2020年12月7日).

圖17 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編輯委員會編,《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30。.

圖18 Oriental Ceramics vol.8, pl. 42.

圖19 박해훈·장성욱編,《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2),頁35,圖30。.

圖20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8),頁85,圖69。.

圖22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朝鮮時代の水滴─文人の世界にあそぶ》(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6),頁11,圖4。.

圖23 韓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韓盛旭院長惠賜,謹誌謝意。.

圖25a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b 張志光,〈文物中的科學原理─以倒流壺為例〉,《故宮文物月刊》,第416期(2017年11月),頁87,圖9、10。.

圖25c 張志光,〈文物中的科學原理─以倒流壺為例〉,頁87,附表圖。.

圖2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204,圖117。.

圖27 筆者攝。.

圖28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Limited, 1988), p. 64, pl. 91.

圖29 裴明智、張心儀,〈亞洲歷史文化背景下的越南彩繪瓷〉,《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頁70,圖22。.

圖30a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89),頁46,圖57。.

圖30b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頁212,圖57。.

圖31 秦大樹等編,《閑事與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中卷,頁426-427,圖89A。.

圖32 박해훈·장성욱編,《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2),頁106,圖116。.

圖33 小南一郎,《西王母と七夕伝承》(東京:平凡社,1991),頁273。.

圖34 巫鴻等,《寶山遼墓》(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頁179,圖32。.

圖35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圖版三之圖3。.

圖36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235,圖 235。.

圖37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The Porcelain of Têhua in Fukie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l. 63C.

圖39a Jeffrey Munger, European Porcelai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8), p. 64, pl. 16.

圖40 京都國立博物館,《京燒-みやこの意匠と技》(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06),頁263,圖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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